什麼槍可以打什麼獵?請依法明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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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獵打到釋憲的王光祿案(下)        /王思明

什麼槍可以打什麼獵?請依法明確規範

《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如何剝奪人民的自由?該法第三條看似允許所有人民申請各式槍砲彈藥刀械–「機關(構)、學校、團體、『人民』或『廠商』,依本辦法規定購置使用、製造、販賣、運輸、轉讓、出租、出借、持有、寄藏或陳列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所定槍砲、彈藥,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管制」條例不是「禁止」條例

但請上網在法務部的法規資料庫中查詢允許申請的單位、個人與申請項目,這裡面包括了政府機關機構的槍砲彈藥、學術研究機關機構的槍砲彈藥、各級學校的槍「枝」彈藥、動物保育機關機構團體的麻醉槍、一般人民兩枝為限的商品魚槍、廠商的(經營槍砲、彈藥輸出入貿易、主要組成零件製造外銷或製造魚槍內銷、外銷及槍枝保養營業項目),再加上原住民的得申請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之獵槍或魚槍以及持有漁船船員手冊漁民得申請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之魚槍。這裡面排除了所有一般人民持槍自衛、運動、娛樂、狩獵的自由,原住民稍有優待允許使用低效率容易炸膛的自製前膛火藥槍狩獵。

接著請看該辦法的第十一與第十二條有關槍砲彈藥的儲藏規定:「機關(構)、團體經許可購置之槍砲、彈藥,應於其內部之適當場所,設置鐵櫃儲存。槍砲、彈藥分開儲存、集中保管。鐵櫃必須牢固,兼具防盜、防火及通風設備。『原住民』經許可持有之自製獵槍、彈藥,於其住居所之儲存、保管,亦同。」、「各級學校經許可購置之槍枝、彈藥,應設置庫房集中保管。其設置基準有明文規定。

需要設置這些儲藏設施的不包括普通人民和廠商。廠商只准從事該辦法第十三條規定的「經營槍砲、彈藥輸出入貿易、主要組成零件製造外銷或製造魚槍內銷、外銷及槍枝保養」,他不可以經營魚槍以外的批發零售工作,所以不需要儲藏設施的設置。

「管制」條例不是「禁止」條例。中央主管機關於管理辦法中故意不列入商品獵槍、空氣槍項目,導致必須持槍行獵的獵人無管理辦法可遵。面對管理機關的不法、不作為、不訂立管理辦法的侵害,獵人在山林中行獵時,無礙任何社會秩序,也不影響任何他人的生命財產安全,在符合《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一條的立法精神下,獵捕長鬃山羊與山羌各一隻,是對事發當下受到不法侵害的正當防衛,自然適用中華民國刑法第二十三條的規定:「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不罰。」

狩獵權屬生存權,為基本人權,不容任何機關或個人非法侵奪。敬請檢察總長除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訴請求為無罪判決外,亦請為民喉舌,就《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六之一條與《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有牴觸憲法人權保障疑義部份,提請釋憲。

接下來要探討無證據支持下的罪名:長鬃山羊與山羌之「族群量」未逾越「環境容許量」。

《野生動物保育法》 (以下簡稱《野保法》)第十八條第一項但書規定:「保育類野生動物應予保育,不得騷擾、虐待、獵捕、宰殺或為其他利用。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在此限:一、族群量逾越環境容許量者。二、,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

未逾越環境容許量都是瞎掰

一、二審判決書均於事實欄第二節稱「王光祿明知…長鬃山羊及山羌族群量並未逾越環境容許量」,此點與事實不符,判決之認事用法顯有不當。

行為人非科研人員時,「長鬃山羊及山羌等保育動物是否公告為可利用之保育類野生動物種類」唯一的法定條件是「族群量是否逾越環境容許量」而非「每年查獲違法獵捕的案件數未見或已有大幅減少」。

依《野保法》第十八條的規定,保育動物族群量「未」逾越環境容許量是禁止獵捕的,違者則如被告因獵捕山羌與長鬃山羊各一隻被處以七個月有期徒刑。而相反的,保育動物如果「族群量逾越環境容許量」並經過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可利用之種類、地點、範圍、利用數量、期間與方式後是允許合法獵捕的。這裡面出現了一個問題,當族群量「已」逾越環境容許量,但主管機關「不依法」將族群數量實情反映在保育動物名錄上,且「不依法」公告獵捕規則時,獵人要如何依法適從?

多年來《野保法》中央主管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在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中均告知法院,某某動物仍名列某某年月日公告之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且未公告其族群逾越環境容許量准予獵捕,是以該動物族群量「並未」逾越環境容許量。這陳述不是事實,因為未公告是來自缺乏數據,缺乏數據是由於未調查,這是故意以不作為的方式規避提供正確、合法名錄的法定義務。

在利用法院對公部門信賴的情況下,農委會明知除了五零年代美軍主持的一次亞洲候鳥調查後,從未對紅尾伯勞以及所謂保育動物的「族群量」與「環境容許量」做過任何調查。農委會沒有這兩項基本數據,自然無法得出保育動物「族群量」「是否」「逾越環境容許量」的正確判斷。於是在歷次回覆法院的公函中胡言亂語,法官也信以為真,在判決書中竟也附和原告稱被告「明知」保育動物「族群量未逾越環境容許量」。

在任何有關數字的訟案中,大到億萬計的五鬼搬運,小到偷斤減兩的攤商糾紛,無不將數字的證據羅列查明,那為何事關七個月徒刑的案件,沒有任何長鬃山羊與山羌族群「量」與環境容許「量」的任何數據出現在任何一個本案案卷中?

「族群量」一詞在《野保法》第二條有其定義,原文如下:「族群量:係指在特定時間及空間,同種野生動物存在之數量。」既然被告已「被」明知長鬃山羊與山羌「族群量未逾越環境容許量」,院檢雙方必定也都「明知」被捕的動物所屬的族群在某個「時間」與某個「空間」所存在的「數量」以及此環境容許的「數量」等數據,但這顯然不是事實。

當初調查伯勞族群時,在鳥仔踏的協助下曾捕獲數萬隻伯勞,接著繫上腳環放飛後發出懸賞,繳交一個腳環有二元新台幣的重賞。這是唯一能了解野生動物族群量的方法,其後近五十年來有任何人看過或聽過這種懸賞嗎?

《野保法》在民國七十八年訂定以來,農委會不曾做過任何保育動物的族群調查,被告、專家學者、警、檢、院、國人沒有一個人「明知」包括山羌與長鬃山羊在內的任何一種「保育動物」是否「族群量逾越環境容許量」。

「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所明訂。以無中生有不符事實的證據和虛構的罪名為基礎的判決自屬違法無疑。(系列報導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