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的冤獄!獵捕伯勞案非常上訴範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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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執法的禁獵與被踐踏的狩獵人權(5

天大的冤獄!獵捕伯勞案非常上訴範本(下)

關於「族群量是否逾越環境容許量」部分:

依野保法第十八條的規定,保育動物族群量「未」逾越環境容許量是禁止獵捕的,違者則如被告般獵捕壹隻伯勞被處以捌個月重刑。而相反的,保育動物如果「族群量逾越環境容許量」並經過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可利用之種類、地點、範圍、利用數量、期間與方式後是允許合法獵捕的,但有個法定的前提「應先經地方主管機關許可」。不遵守這規定、「未申請許可者」可依野保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六款的規定判處罰鍰。

這裡面出現了一個問題,當族群量「已」逾越環境容許量但主管機關「不依法」將族群數量實情反映在保育動物名錄上並依法公告獵捕規則時,獵人應該如何加以究責?

多年來農委會在觸犯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中均告知法院,某某動物仍名列某某年月日公告之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且未公告其族群逾越環境容許量准予獵捕,是以該動物族群量「並未」逾越環境容許量。這陳述不是事實,因為未公告是來自缺乏數據,缺乏數據是由於未調查,這是故意以不作為的方式規避提供正確、合法名錄的法定義務。農委會利用法院對公部門的信賴,在明知除了五○年代美軍主持的一次亞洲候鳥調查後,從未對紅尾伯勞的「族群量」與「環境容許量」做過任何調查。農委會沒有這兩項基本數據,自然無法得出伯勞「族群量」「是否」「逾越環境容許量」的正確判斷,於是在歷次回覆法院的公函【附件】中胡言亂語,法官也信以為真,在判決書中竟也附和原告稱被告「明知」伯勞「族群量未逾越環境容許量」。

「族群量」一詞在野保法第二條有其定義,原文如下:「族群量:係指在特定時間及空間,同種野生動物存在之數量。」既然被告已「被」明知伯勞「族群量未逾越環境容許量」,院檢雙方必定也都「明知」被捕的那一隻伯勞所屬的族群在某個「時間」與某個「空間」所存在的「數量」以及此環境容許的「數量」等數據,但這顯然不是事實。當初調查伯勞族群時,在鳥仔踏的協助下捕獲數萬隻伯勞,接著繫上腳環放飛後發出懸賞,繳交一個腳環有二元新台幣的重賞。【附件】這是唯一能了解伯勞族群量的方法,其後近五十年來有任何人看過或聽過這種懸賞嗎?野保法在民國七十八年訂定以來,農委會不曾做過伯勞族群調查,被告、專家學者、警、檢、院、國人沒有一個人「明知」包括伯勞在內的任何一種「保育動物」是否「族群量逾越環境容許量」的。以無中生有不符事實的證據和虛構的罪名為基礎的判決自屬違背法令無疑。

關於紅尾伯勞名列「其他應予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部分:

世界上的動植物超過百萬種,其中需要不同等級保育照護的物種不在少數,這是個龐大的工程,是沒有辦法由哪個國家來單獨負擔的,尤其是像土地面積這麼小的台灣在面對來去如風的候鳥時,保育工作是不可能自行其事的。保育動物之歸類工作也是如此。

野保法把保育動物區分為三類,瀕臨絕種類、珍貴稀有類、其他應予保育類。這在野保法第三條中有「用辭定義」:瀕臨絕種野生動物:係指族群量降至危險標準,其生存已面臨危機之野生動物;珍貴稀有野生動物:係指各地特有或族群量稀少之野生動物;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係指族群量雖未達稀有程序,但其生存已面臨危機之野生動物。

農委會如果忠於事實謹守法律編輯「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的話,獵人獵捕紅尾伯勞、灰面鵟鷹、長鬃山羊和解禁前的山羌時根本不會觸犯獵捕保育動物的法律,因為國際公認牠們都不屬於保育類野生動物。這不法的分類工作是針對愛好狩獵的人民所為的迫害。

請用個別動物的學名上網查詢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的紅皮書(Red List)檔案並下載全文就能看到每個個案發生的當下這物種的保育狀況。紅尾伯勞此候鳥之保育狀態於案發的二○○九年被國際自然保育聯盟歸類為「無危(Least Concern)」狀態。【參見IUCN紅皮書紅尾伯勞(Lanius cristatus)專頁一式九頁之第二頁(頁碼1)「2009 – Least Concern (LC)」。】

紅尾伯勞的生存「未」面臨危機是舉世公認的事實,但我國的「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卻認為牠的保育狀態是其生存「已」面臨危機之野生動物。整個國際說「沒有」,你偏偏說「有」,究竟哪個是事實?

望文生義的話,任何生物遭人獵捕自然都是「生存面臨危機」,但引用法律必須探求立法的真意。紅尾伯勞、灰面鵟鷹、長鬃山羊在國際上全都和人類一樣屬於「無危物種」(Least Concern)這個級別。「無危物種」這個名詞在維基百科是這麼介紹的:「無危物種又稱低關注度物種,是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對物種保護現狀分類之一,指現存的物種中被評估為不屬於其他分類的物種。它們既不是瀕危物種、也不是近危物種,亦不是需要保護生存環境的。這一類物種受威脅的程度較低,保護現狀比較安全。很多常見的物種比如人類、原鴿、夜鷺等屬於該類別。」我們人類面對的危機從來不會少,地震颶風核電事故饑荒戰爭到交通事故食品安全飲水含砷等等是數不盡的危機,但這些都是影像個體或小眾的危機,這些危機從來都不影響到人類族群整體的生存,這是人類之所以被列作「無危物種」的原因。

因此我們再次檢視野保法第三條的這段原文:「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係指族群量雖未達稀有程度,但其生存已面臨危機之野生動物。」文中的「其」代表著「族群」而不是「個體」,因此「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就是「族群生存已面臨危機」的「野生動物」。這在國際自然保育聯盟的分類中有相對應的「近危 (Near Threatened)」請看維基百科對「近危物種」的介紹:「近危物種是IUCN中保護現狀屬於Near Threatened(NT)的一類物種。保護現狀比較低,但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有瀕危或滅絕等危險。IUCN需常對此範圍內的物種級別進行重新評估,以確保其(不進入)危險狀況。」我們的特有種台北樹蛙就是屬於這個近危分類,應該歸類為保育動物第三級的「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加以保護,但農委會的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把牠納入第二級的「珍貴稀有類」。

保育動物的分類工作不是政治而是一門科學,由以上例證看來,不重視無獲利潛力的基礎科學研究的我國,從來都是任憑個人的好惡來左右物種的保育地位,並藉此不法的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將獵人由最多行政罰提升到刑事處分送入牢獄。紅尾伯勞依法屬於「一般類野生動物」但現在被不法列為「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類,引用此不法名錄並推論出被告有罪的判決顯然違背罪刑「法定」原則。這個違反中華民國刑法立法精神的判決當然是違背法令的。(文/王思明)(系列報導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