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誼治理思想之舊理新義及其於兩岸四地和平治理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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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誼治理思想之舊理新義及其於兩岸四地和平治理之價值

台灣高雄科技大學東南亞產學研究中心主任   高瑞鍾

台灣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教授 法學院院長  廖義銘

前言

對歴史上哲人、名士思想之研究,應有以見古知今或藉古鑑今之效,若無此效,則研究實為浪費,學術形同空談。然而,正如同魯迅所言:即使是孔夫子,缺點總也有的,在平時誰有不理會,因為聖人也是人,本是可以原諒的。然而如果聖人之徒出來胡說一通,以為聖人是這樣,是那樣,所以你也非這樣不可的話,人們就可禁不住要笑起來了 。因此,哲人名士思想之研究,確不宜假考據精嚴之詞,而斷自私自利之言,賈誼思想之研究,不分兩岸,無論今古,當然亦是應是如此。

賈誼作為後世公認之漢代才子,其思想與經歴一直為後世所推崇,而吾人認為,其為後世所推崇之理由,絕非其思想之獨創或事功之傲人,而於其思想能直指人性,於是能貫通古今。賈誼於其所生之世,所談者皆為治理;而於當今之世,無論兩岸及中外,思想界所共同必須面對之最重要課題,也是「治理」(governance)。既然二者共同關切者,皆為治理之道,遂不禁使吾人產生對如下問題深厚之研究興趣:賈誼之治理思想,於當今著重「善治」(goodgovernance)之世,是否有其值得今人學習或可作為啟發與借鏡之理?

吾人對此問題之研究,將從治理所涉及之三項主要面向來解析之:首先,是治理之目的面;其次,是治理之知識面;最後,則是治理之工具面,或稱方法面。

兩岸四地和平治理

當今治理理論與賈誼於其時代中所需之治理,就治理目的之設定上,或有其大同與小異者,吾人於下予以簡析:

當今兩岸四地和平治理,其主要之環境背景,乃是一個複雜、多元、動態而價值紛歧的全球化社會。在如此這般的全球化社會中,政權的合法性難以獲得堅實的肯定;法律的正當性更難以得到普遍的肯定。所謂的各種專家學者,也不過被認為是具有片面技術,或為政治服務的技術人員而已。在這種情況下,迫使思想界必須深刻反省向來被視之為理所當然的治理模式之問題,並積極尋求構思新式的治理觀點或治理模式。

當代專研治理治理學者乃認為,在複雜多變、價值失落的社會中之治理,其主要目的,乃在於促進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之發展,然後透過社會網絡之凝聚與力量,而達到社會整體之自我治理。

賈誼所生之時代,究竟是什麼樣的時代,今人無任何人親身經歴,故無任何人能以史藉上的隻字片語,便能斷定一二。不過,從賈誼自己之論述,以及其他史料之說明,我們大概可以說,在賈生的時代,大概必是個天下處於過渡中 、摸索、和平中,卻也危機四伏之中。今日時局與賈生當時相比,大概時代之過渡亦有之、制度之摸索亦有之、天下承平之實亦有之,然政權喪失之危機、天下再次大亂之危機、流血戰爭之危機,大概是今人所較不在意者。

因此,在賈誼之治理思想論述中,吾人可以看出,其治理之目標,化約至簡,即為漢文帝政權之維繫,以及為維繫政權所需之國家內外和平。

以維繫封建帝王政權之目的,而期國家內外之和平,與當今治理學之期望社會網絡之凝聚,其目的或有所不同。但此之不同,對吾人而言,卻啟發了二項問題:其一,以維繫政權之功利目的所望之治,是否真能善治?其二,未以維繫政權這種現實利益為目的之治理,是否真能至善?以下,本文就透過對於賈誼治理思想之分析與詮釋,來進一步探討此二項問題。

賈生之治理思想,吾人若從其所留文字來看,是有其相當現實而功利之目的,那就是維繫漢文帝之政權。賈誼寫〈治安策〉,其現實功利之目標,乃在於「欲諸王之皆忠附」,以及使天下皆知道漢文帝之明、之廉、之仁、之義。這是吾人從其文字之表面來看的。但是筆者認為,這種從文字表面來看之賈誼之治理觀,似乎未免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因為,歴史史料令吾人皆知,賈生受漢文帝相當之信任與重用,對於信任自己,重用自己之「老闆」,發言以望其長進、著述以求其更賢,本就是為人臣之義務,即至於今,雖已不用「君臣」之義論我輩官場倫理,但是,為人幹部而能時時發言只求長官長進、作文只期長官更賢,其實,也實為不需再多加標榜宣傳的模範幹部。

當今學術界所論之「治理」,通常多是學者以學術論文之形式,呈現於學術性期刊之上,因此,其內容中不見對主子殷殷之期盼、未定對治理功利現實之目標,其實,只是因為寫作者寫作之目的不同,並且讀者之對象不同而已。

所以,筆者認為,哲人治理思想之研究,實不需多聚焦於其所標榜之治理目的,或其所留下之文字中所透露之功利現實考量。但宜從其所提出之治理方法或工具,以及治理所呈現之結果,來見其用心。

公私協力與和平治理

當代治理理論為實踐社會網絡之健全化,並促使社會網絡來發揮其自我治理之功能,於是在治理措施之設計上,特別重視所謂「公私協力」(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在西方實務界和學術界中,透過公部門與私部門結合成夥伴關係,來共同完成某治理之目標,迄今,大概只有在如何實踐,以及實踐的過程中如何避免弊端,產生更大爭議之意見上,各家說法不一,但就「公私協力」本身之功能與其重要性,大概皆未有所懷疑。

在賈誼時代之中國,各種文獻論述中當然未曾出現類似「君民合作」或「君民合夥」之類的詞彙,因此,我們當然無法寄望賈誼對於當今流行的「公私協力夥伴關係」之建立,能有多少可資吾人借鑑之高見。

但是筆者認為,其實在賈誼生時,對於君民同心、共利和諧,早認為其乃治理之根本,而不是措施。但是,對於君民同心合作,然後應如何維繫,卻更加視。賈誼在其〈過秦論上〉中,曾提到,在秦滅六國之前,六國其實曾有過對合作以抗秦的大好機會,而且,此大好機會之形成,以今之詞彙,可以說便是六國皆曾發展出理想的公私協力,也就是六國曾經:

….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縱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縱離橫….

對賈誼而言,他認定「天下之士,合縱締交,相與為一」乃是六國得以抗秦的絕佳條件,由此可見,他亦是相當主張君民一體、公私同心的治理境界。然而,如何達到的君臣一體的境界,則賈生的看法,似乎與儒家諸賢一致,也就是運用禮治。

賈誼認為,公私要能協力,也就是君民能夠相與為一,其最重要的條件,乃是國君能夠得到臣民的信任與認同;當臣民信任帝王,自然能夠認同其政權之正當性;而當臣民能夠認同帝王的政權之正當性,也就自然願意與帝王共同合作來治理國家。這樣的見解,筆者認為,是能夠貫穿古今中外的,因為,不需要任何西式社會科學的驗證,吾人就能夠肯定,大概沒有任何政權,能在未得到臣民的認同之情況下,卻能得到臣民投入其心血來與政權擁有者協力合作。

我們若從俗民的日常生活之經驗來看,大概也不需要任何西式社會科學的驗證,吾人便能斷言:您不可能在未得到某人的某種認同的情況下,而能與之合作;您更不可能在未得到某人的某種信任下,卻能與之成為夥伴。因此,認同是協力合作之基礎;信任,是夥伴關係的先決條件,就此斷言而言,吾人是可以通過賈誼的古代論述,以及當代治理理論研究學者的現代研究,而得到共識。

然而,應該如何達到臣民,或曰私部門,對於政權的認同?又如何使其建立對政權擁有者及彼此間之共識?則中今中外,便容或有不同的立場與見解。

以禮而治

前段已提及,賈誼認為,唯有實踐禮治,才能夠有效地建立君臣民之間的相互認同與信任,也就是才能使現代用語中的「公私協力」得以實現。而賈誼禮治論之內容,是否有其特殊之處,而使其至今都還吸引吾人之研究興趣?

筆者認為,其實賈生之禮治論之實質內容,並未超越孔孟荀先秦儒家思想之境地,賈誼禮治論之價值,並不在於其提出之內容,而在於其提出之方式,以及相對於其所處時代與環境之特殊性。

賈誼的文字功夫之洗練,之雄俊、之飛揚,令人即使不瞭解於其意,亦能感動於其言,他對禮,是這麼表現的: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禮者所以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民者也。《新書》卷六〈禮〉

如此對禮之論述文字,或許在其他學者之分析中,能夠看出賈生對禮之崇尚,但在筆者眼中,卻主要看出賈誼以其極度洗練卻能面面具到,相當嚴謹卻又詞韻優揚的行文,來倡言在他的時代,已被視為是過時、無用、陳腐而老派的禮。

結語

倡言禮治,在任何時代中,可能都有其困難,不只在注重資本主義價值的現代社會,或許在孔子或賈誼所處的封建農業時代,也有同樣困難。因為,禮治不如人治般易見其方法;禮治亦不似法治般速見其成效。但是,本文認為,禮治強調由外而內地確定人與人之間之互動模式,進而使人與人之間的倫常關係,較能夠實現兩岸四地和平治理中,人民相互友愛和善的目標。